他是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的先驱者之一，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他 被称为共产党的哲学家，毛泽东曾当面称赞他是“中国理论界的鲁迅”。

在那个硝烟弥漫的岁月，他以手中的一支笔为武器、以身前的三尺讲台为阵 地，为自己坚定的信仰苦苦斗争，即使遭遇反动派的胁迫也无所畏惧；在那个蒙 昧未开的年代，他“从别国里窃得火来”，为自己一生的信仰著书立说、言传身教，即使遭遇迫害也不负重任。他就是中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启蒙思想家，卓越的哲学家、经济学家、教育家和法学家，知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他1938年曾在西大任教，任文法学院经济学系主任、教授。

李达，字永锡，号鹤鸣，湖南零陵岚角山镇人，1913年留学日本，1920年与陈独秀共同发起成立上海共产主义小组，主编《共产党》月刊，1921 年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并被选为中央委员、中央局宣传主任，后任湖南自修大学学长，主编《新时代》杂志。1927 年马日事变后，李达脱离政治活动， 先后任上海暨南大学、北平大学法商学院、武昌中山大学、中国大学、广西大学等校教授、系主任。

提到李达与广西大学的渊源，还要从“七七”事变前后说起。“七七”事变北京沦陷后，李达就成为日伪当局所开黑名单中的第一名。在“九一八”事变到 “七七”事变这段中国政治极度动荡的几年里，李达长期同反动派斗争，多次发表抗日反蒋的言论，不仅是北平著名的“红色教授”，还是“进步师生和反动派作斗争的一面旗帜”。这样，李达就自然而然成为日伪当局的眼中钉。“七七” 事变爆发一个多月后，日本宪兵和伪警就在便衣（特务）的带领下，抄了李达位于北平宗帽胡同的家。此时的李达因父亲病重，于“七七”事变前夕回家乡湖南零陵（今属永州市）探望，因此幸未被捕。

其在北平的妻子王会悟带子女留守家中，又将李达书稿及有关抗日救国的书籍装箱埋入院中地下，但仍遭到日本宪兵和伪警的检查殴打扣留。宪兵先将李达的三个子女押在屋角不准动，然后威逼王会悟交出李达躲藏的地址，边逼边打嘴巴。在家里查不到什么，就把她五花大绑押了出去，押上汽车后，在她头上蒙住一块黑布，车就开走了。揭去黑布，就已进了一大公寓，而后遭到“高大汉子” 的凶狠拷问：你们是不是抗日的？李达去了哪里？等等。王会悟不搭理，宪兵又进来揪她出去，把一只手表式的东西套在她手上，她立即感到晕头转向，就失去知觉了。后来日伪当局得知李达确实不在北平，加之又有地下党和友人保释，王会悟才被释放。宪兵们将昏迷的王会悟扔了出来。等醒来后，她又被扔到了有树有草地的大院子的墙角根边，起身出门就到街上，她便壮着胆搭上人力车回家了。

8月下旬，王会悟带着三个孩子同到天津演出的京剧大师马连良一家，坐车逃离北平，住进天津租界的林宝骆家。然后，又同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一起坐船到青岛。王会悟母子四人再乘火车，一路走走停停，经徐州、郑州、汉口到长沙，最后回到零陵。

在湖南家乡的李达，全然不知王会悟代他受罪并带三个子女逃难的经历，只是着急回北平的家，未等父亲病愈，即从零陵赶赴上海。其时南北交通因“七七” 事变而阻隔，他只能滞留在上海。

1937年的暑假，当年1月来到广西大学的千家驹与陈望道等进步人士，向当时兼任广西大学校长的省主席黄旭初，介绍李达、钱亦石等教授来西大任教。不久，滞留在上海的李达就得到了广西大学的聘书。

本来是水到渠成，没想到好事多磨。是时，广西发生了重大的政治事件“王公度案”。王公度因知识渊博，办事精明干练，深得李宗仁、白崇禧器重，曾负责广西对外省联络和情报工作，监视CC组织在广西的活动，还组织了“军校同学通讯社”，因此获罪蒋介石，又结仇于桂军部分将领。1937年9月，在蒋介石插手的桂系内部斗争中，以“托派”的罪名他被秘密杀害。随王案被捕的还有不少共产党人和主张抗日救亡的进步青年，如陶保桓、崔真吾、陈大文等人。

算上王公度，王案一共处死五人（一说六人）。这一时间谣言四起，甚至称广西大学教授陈望道、邓初民、施存统、马哲民、马宗融等人皆为“公度党”。 桂系少壮派韦贽唐等更是主张并案办理，一网打尽之。黄旭初在其1937年9月2日的日记中写道：“德邻（李宗仁）召集予及李品仙、廖磊、夏威、潘宜之、邱昌渭、朱佛定讨论党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对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确者彻底去之”。对王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这就意味着要杀人了。是时，李宗仁的机要秘书徐梗生正受命协助黄旭初勘理此案，着力驳斥这类谣言，黄旭初则“凝重， 未能及时建言”。（见徐梗生《李宗仁轶事》）

虽然李宗仁对王案极为愤怒和震惊，徐梗生还是极力劝阻。后来李宗仁也认为“彻底去之”的办法不妥当，首先对陈望道等思想左倾的教授温言慰问，然后优礼厚币而遣之。而后，广西省政府在9月4日做出决议：将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社会学系停办。黄旭初在其9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因此批教授思想多属左倾，停此两系，则教授可辞也。”这样，从上海绕道香港经广州、梧州，此时已抵达桂林广西大学的李达就被解聘了。（“王公度案”可参见于本书《陈望道》一文）

广西省政府当局为打发李达离开广西，送其一纸“顾问”聘书和数百元纸币的路费，李达无奈只好回到零陵。这一纸“顾问”聘书和数百元纸币的路费，“文革”期间竟成为李达为“反动政府”当“顾问”的“罪行凭证”。据千家驹回忆，当时已抵达桂林的李达与家住桂林没有走的邓初民等，按聘约发给其一年薪金，使得他们被解聘了也无话可说。

邓初民离开桂林的前一天，正是李达到桂林的一天。据邓初民回忆，“他一到桂林听说我要走，当晚忙着就来看我，也是‘入国问禁’，‘入境问俗’，先探探风色的意思，大概他看见我要走，已感觉到来不凑巧。我只好安慰他说：‘既来之，则安之’，后来不知道那些大诸葛、小诸葛们，怎么敷衍了他一阵，终于不久他也离开了。”（见邓初民《忆李达先生》）

再次回到家乡零陵的李达，一家四口得以团聚。这年9月18日，他的父亲李辅仁去世，享年八十一岁。李辅仁先生一生勤苦，节衣缩食，倾注全部心力支持其爱子专心读书，其好学的家风对于李达“学者立身、行世固当如是，报国之道岂止一端哉”的个人志趣产生了重要影响。此时的李达目睹国家破碎、家父去世、妻儿逃难的凄凉景象，极度悲痛，在家守孝半年。

1938年2月，黄旭初以“自抗日军兴，政务纷繁，未克兼顾”为由，辞兼广西大学校长职。广西省府不顾重庆教育部长陈立夫的阻挠，呈请中央任命原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白鹏飞为校长。白鹏飞曾在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留学，同郭沫若、李达、陈豹隐先后同学，有过深厚的交情。因此在白鹏飞任北平大学法商学院院长时，就曾聘李达为法商学院教授兼系主任，彼此密切配合，相处甚笃。白鹏飞是以提倡学术自由出名的，在广西大学上任后，对人事做了较大变动，延聘了一批知名教授，充实教学阵容。李达就是在这时被聘为广西大学经济系教授兼系主任，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

李达在广西大学给学生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基本上是以他的《经济学大纲》和《社会学大纲》作为教材。前者于1935年由北平大学法商学院作为教材首次印行，当时未能公开出版，后者于1937年5月由上海笔耕堂书店出版，李达在该书第一版扉页上写着“献给英勇的抗日战士”。笔耕堂书店由李达夫妇在1933年以王会悟的笔名“王啸鸥”在上海组建。这是一个用来冲出反革命文化“围剿”、对付国民党书报检查的挂名书店，编辑、出版、发行只有李达夫妇两人，自己出钱、自己买纸、自己托人代印，然后署上“笔耕堂书店出版” 这个空名，再找人把书转销出去。

李达工作照

他们冒着极大的风险，大胆又巧妙地出版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当时王会悟还设法将《社会学大纲》迅速送往延安。毛泽东收到书后，反复阅读了好几遍，还做了详细眉批，并向延安的哲学研究会和抗日军政大学推荐这本书。据当年生活书店桂林分店负责人卞祖纪、邵公文 的回忆：“著名哲学家李达同志当时是广西大学教授，他要把他的著作《社会学大 纲》作为教材，我们通过上海分店以最快的速度运到，及时赶上教学，李达同志倍加赞赏我们的服务态度。每逢星期日，我们店是广西大学、桂林高中等学校同学密集之地，他们专心致意选购图书的动人情景，至今犹历历在目。”（《回忆生活书店桂林分店》）

李达的讲授深受学生欢迎。1937年秋，李达因病告假。社会学长时间缺课，学生们颇有意见。很多教授一起酝酿为李达代课的事，但没有人肯承担，主要是大家不懂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缘故。后在焦菊隐的鼓励推动下，当年受聘于广西大学任会计学教授的黄逸峰答应了代课。黄谈起当年为李达代课的情形时说：“我要了一本《社会学大纲》，整整备了一星期课，还找了几个学生了解一下李达先生是怎样教的。我小心翼翼地走上讲台，根据自己对《社会学大纲》的浅薄的理解，讲了一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并联系中国革命的实际举了不少事例。连续代课几星期，直到李达同志病愈复课为止。这次为李达同志代课是对我的一次锻炼和考验。由于我经过了这一时期的代课，不少同学都愿和我接近，经常和我讨论抗战问题。从此，我得到更多和同学接触的机会，并和同学们一起下乡宣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进行其他抗日活动。”

除上课之外，李达在桂林还做过多次大型讲演。在抗战时期的桂林，李达在青年学生中讲授马克思主义哲学和经济学，传授马克思主义思想，使广大青年走向进步，走上革命道路，为广西培养了一批爱国志士和进步青年。

1938年冬，冯玉祥路过桂林，西行前往重庆督办新兵事宜，听闻李达受聘于广西大学，立即要副官到广西大学找到了李达。两人长谈一夜，主要是谈国际国内形势，冯玉祥对李达的看法和分析深以为然，于是又萌发了请李达讲学的想法。在这之前，李达曾于1932年5月经上海地下党介绍，在泰山给冯玉祥讲授马克思列宁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两个月的讲学经历，使得二人建立了深厚友谊，冯玉祥称赞李达“是为真理而奋斗的战士”。1933年5月，李达受北平地下党组织委托，再次到张家口为冯玉祥讲授辩证逻辑，这次讲学对说服冯玉祥联共抗日发挥了重要作用。

由于长期进行进步活动，李达长时间受到特务的监视和跟踪，行动多有不便。因此，冯玉祥除了想请李达讲学以外，更多的是对于老朋友生活的担忧，所以，他对李达说：“鹤鸣先生，桂林这里也不安全，我现在在重庆有一个研究室，专门研究政治和国际国内形势的，你能不能去帮助我的工作，一边继续给我讲列宁哲学、辩证逻辑和社会发展史，一边帮我主持研究室的具体业务？”李达考虑到当下自己的处境，又觉得这是冯玉祥在以另一种方式帮助自己，心里很是过意不去，就答应了冯玉祥的邀请。

赴渝前，李达于贵阳与其逃难至贵阳郊区花溪镇的妻儿团聚，但随即遭到丧女之痛。1938 年12月31日，李达年仅十七岁的长女心田，因长期惊慌劳苦而病逝，夫妇俩非常悲痛，当时李达甚至“发疯似的要和孩子一起躺在棺材里”。（见孔海珠《王会悟：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随后，悲痛中的李达与冯玉祥一道经贵阳，于次年一月到达重庆，一家被安排住在重庆南温泉乡下的佘家祠堂。

李达在重庆为冯玉祥主持研究室的工作，并为他及其研究室人员讲授辩证逻辑，还在暑期代邀邓初民、黄松龄讲授政治学和经济学。

从1939年4月开始，李达每周给冯玉祥讲一次唯物辩证法理论课，除冯玉祥外，听课的还有秘书赖亚力，副官赵力钧、周茂藩、武纡生等三十余人。李达备课非常认真。7、8 月间，重庆酷热，他身穿背心，甚至打着赤膊，一字不苟， 赶写讲稿。他讲课深入浅出，理论联系实际，使得抽象的理论和概念变得通俗易懂，引人入胜，深受冯玉祥的称赞。工作之余，李达还与地下党人赖亚力等人一 道，继续做冯玉祥的统战工作。冯玉祥之所以走上同共产党合作抗日的道路并且成为坚强的民主战士，可以说与李达做的统战工作是分不开的。正如赖亚力所讲：“这不能不说同他长期坚持学习革命理论有关，同他多次向李达同志学习有关”，“冯将军是李达同志的好学生”，“李达同志是冯玉祥将军的好老师”。

李达在重庆受到了冯玉祥最高的礼遇，每两个月冯玉祥便要赖亚力给李达送去两百块银元，以作李达一家人的生活补贴。暑期邓初民、黄松龄到来后，他们在冯玉祥位于陈家桥的私宅讲学，“我们每天上午讲课，下午休息，冯将军率领他的卫士等若干人，每日听讲，李达先生亦在座侧耳倾听。我与黄教授各占一上午，亦互听、互讲，如此在陈家桥差不多住了一个月。冯将军自奉甚薄，而待客则很丰盛。每餐备鸡蛋、鸡肉、猪肉、牛肉，甚至每天派人到北碚挑西瓜来消暑。我们每日下午休息时间，上下古今，谈锋甚健，李先生尤其诙谐百出，从抗战期间到腐败黑暗，到个人私生活的苦乐滋味。”（见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下同）邓初民认为与李达在一起生活的这一个月，是他最愉快的一个月，“从一切不经意的、随便的谈笑中，直接地、真诚地认识了他的个性、学识、修养、见解，以及做人处事的态度。”

愉快的日子总是那么短暂，在动乱的年代更如此。据当时与其同处一室一段时间的武纡生回忆，李达在重庆开讲了七八次课便中断了。主要原因是由于日寇飞机对重庆空袭日渐频繁，冯玉祥将军为安全时常变换住处。这之后，因为看不惯蒋介石的那一套搞法，李达认为重庆也不是自己的久留之地，决定辞去冯玉祥研究室的工作，离开重庆另做打算。他离开重庆前曾坦然对武纡生说，他想到一个新环境，去从事讲学和理论研究与写作，他计划创造条件，开办一个书店或创办一个刊物，并再版他的《社会学大纲》，译著《法理学大纲》等著作。

在重庆的讲学时期，李达也到社会上做些调查，并撰写了《唯物辩证法三原则的关系》（4月，《读书月报》第1卷第4期）、《论广义经济学》（5月，《读书月报》 第1卷第5期）、《希墨对话》（5月，《全民抗战》第68号）、《形式逻辑扬弃问题》 （6月，《理论与现实》第1卷第2期）等多篇形式逻辑方面的文章，坚持不懈地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

1939年9月，李达辞别了冯玉祥和家人，只身离开重庆前往桂林，拟回广西大学任教。临走时，他给冯玉祥留了一封长信。据当时看过此信的邓初民说， “李达的信写得很好，对冯玉祥提了许多宝贵的建议。据说：冯将军读过这封信后，把有些地方加以浓圈密点，有的地方加上顶批，说道：‘这真算得我的箴言宝典，我要置之座右，我要终身不忘’。然因李先生去志甚坚，冯将军虽嘉其言而不能留。”（见邓初民《忆老友李达先生》）

据邓初民回忆，李达离开重庆后，先到了贵阳，后辗转到了桂林。王会悟和子女此时应是回到了贵阳花溪居住。至于为何不惜夫妻分居两地，是因长女去世的教训，为了保护孩子，让孩子有好的读书环境。王会悟说：“别人看，你们这样好的患难夫妻为什么要拆散？是为了孩子们读书。”（见孔海珠《王会悟：中共一大唯一的女性参与者》）当时她肯定没有想到，他们这对患难夫妻直至 1949 年才得以重逢。

李达回到桂林后，此时的西大时局已发生变化，白鹏飞校长因坚持聘用李达、郭沫若、夏征农等进步教授已被当局免职，改任空头顾问，其所聘的教授也相继被解聘，因此李达回西大任教的愿望未能实现。

面临失业的李达，只得暂时客居桂林，生活困难，被迫在七星岩附近的祝圣里摆杂货摊为生。这年初冬，中共中央南方局书记周恩来由重庆拍来电报，嘱八路军驻桂林办事处派其副主任曹瑛（石磊）去看望李达，并给予他政治上的鼓励和经济上的接济。曹瑛请“八办”另一负责人陆铨给李达送钱去，又曾多次登门看望并畅谈，还请他为办事处的干部讲授哲学。李达愉快地接受邀请，并曾多次到“八办”讲授唯物辩证法，受到大家的赞扬。客居桂林期间，李达仍以传播马克思主义为己任。曹瑛回忆说：“他非常谦逊，他说学习唯物辩证法最好的老师是毛润之，可见他对毛泽东同志是非常爱戴的。”（见曹瑛《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李达同志》）

李达历来敬佩毛泽东，毛泽东也一直关怀他。1939年夏，毛泽东从延安给重庆的李达寄来一信（据武纡生回忆，写于1938年），信中内容主要有三点：一是对李达和他的夫人表示关怀之意，毛泽东尊称李达是“真人”。据当年李达给武纡生解释，“真人”乃湖南地方对人常用的褒义词。二是毛泽东说他已是第三遍读了李达著的《社会学大纲》。三是诚邀李达偕夫人和子女去延安看看。

在重庆期间，周恩来也派吕振羽去看望李达，并问他是否愿意去延安。李达一方面愿意前往，同时又想继续出版自己的著作，加之年近天命又多病，习惯于散漫的生活，深恐拖家带口，给中央增加拖累，态度不甚坚决。武纡生曾读过李达递给他的毛泽东的信，当即就问李达是否准备去延安？李达开始沉默不言，不一会儿他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去延安定受照顾，这我当然是不忍心的，再说一家大小也会不安的。”据武纡生回忆，李达这番话并不是他不去延安的真正原因，因他早已于 1923 年秋脱离党组织，后又曾在汉口《民国日报》发表过脱党声明，于是决心继续做理论的研究与传播，并从事讲学和理论著述。

因未能实现自己著书立说的计划，不愿就此潦落异乡，1940年春，李达返回故乡零陵，过起了凄凉的田园生活。是时，因日军轰炸，贵阳、花溪等地几乎夷为平地，李达十分担心王会悟及其儿女的安全，众人认为王会悟等人早已不在，亲友们劝说李达另外续弦，以照顾李达的起居生活。李达失业在家后，身体不好，心情烦躁，生活上又无人照顾，难以坚持写作，只好答应了亲友介绍，找了同乡长塘角村的二十岁女子石曼华照顾他的生活，不久就生活在一起。石曼华勤劳朴素，十分体贴李达，平常为李达洗衣做饭，菜蔬很合李达的胃口，而且平时来拜访李达的各色人等，都要先通过石曼华的甄别再引荐，这样就掩护了李达的马克思主义著述活动。

是年秋，李达应聘到广东坪石中山大学任教。临行时，赋诗一首，赠与原永州中学同窗好友郑桂芳：

不才小憩楚江滨，但觉泉林空气新。

浮世虚名乖素愿，人生真理润吾身。

盈庭桃李三千树，逝水韶华五十春。

我辈此今皆老大，那堪回首话白萍。

这首诗的颔联表达出此时李达的心境：浮世虚名并不是我的真正心愿，只有追寻到人生真理才能滋润我的身心。然而，李达在中山大学教书还未满一年，1941 年7月，又被国民政府教育部电令解聘了，只得再返回零陵。

1941年9月以后，李达失业在家。此后的整整四年里，李达度过了人生中极为艰难的一段时间。用李达自己的话来说，“这四年期间，我偷生人世，等于死去了四年。”（见《李达自传》，载《湖南党史人物传记资料选编》第二辑）四年间，李达种着父亲遗留下来的几亩田，勉强糊口，要读书无书可读，研究工作无法进行，特别是家住飞机场附近，每日都要躲警报，简直成了难民。

1944年8月零陵沦陷后，为了躲避日军的大肆搜捕，李达携全家老小、李姓族人四十九口，另有邻居席姓小孩两名，一并避往永江河胡家洞大马槽、牌楼口等地。此前，李达曾三次收到日伪“出面维持社会治安”的邀请，前两次分别以“鄙人脱离政党之争多年，年迈多病，不便出面”，以及“鄙人醉心学术，无暇兼顾地方治安”婉拒；第三次李达未作答复，就遭到日军头目的威胁：您不为自己的生命安全着想，也该为父老乡亲的安危考虑。李达无奈才携族人一起背井离乡逃难。一天深夜，李达在临时借居的小木屋里写作时，还遭遇土匪洗劫，粮食、衣服和被褥等被抢劫一空，珍藏多年的毛泽东写给他的书信，连同自己长期辛劳写作的手稿一并遗失了。此时的李达陷入了绝粮状态，他住破庙，吃野菜，东躲西藏，长达一年之久。直至1945年8月日军投降后的9月才回到老家居住。

此后，他利用滞留在家乡的时间，为家乡人民创办辅仁小学。而后于1947年2月到湖南大学担任法律系教授，坚持用马克思主义观点阐明法律现象，以巧妙的方法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政。新中国成立后，李达历任湖南大学校长、武汉大学校长，被推选为第一届中国哲学学会会长，为发展党的教育事业和宣传马克思主义理论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他编写的《〈实践论〉解说》和《〈矛盾论〉解说》 深入浅出，受到普遍欢迎。

然而就在1966年3月，因公开反对林彪宣扬的“顶峰论”，触怒了林彪、康生一伙，李达被诬陷为“毛泽东思想的最大敌人”，“对毛主席是刻骨仇恨的”， 甚至还别有用心地把李达得到过毛泽东高度评价并且亲手逐字逐句地审阅修改过的“两论”（即《实践论》《矛盾论》）解说等著作，污蔑为“大毒草”，肆意践踏。不仅如此，从1966年5月10日起，毛泽东亲自委托给李达主编的《马克思 义哲学大纲》也被勒令停止，李达被迫交代“罪行”，完全失去了人身自由。6月，李达被诬陷为武汉大学“三家村黑帮头目”“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 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并被戴上“地主分子”“叛徒”等帽子，遭到极端迫害。 林彪、康生一伙不仅在政治上迫害、精神上摧残李达，还从肉体上试图把他消灭掉。为此，他们竟然还惨无人道地停止了对李达的医药供应。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李达仍然坚定地表示：“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对毛泽东思想是非常信奉的！”甚至在病危的前一周，仍然嘱咐夫人石曼华：“我如死去，请转告陶德麟同志，我唯一的恳求，就是希望他一定要把《马克思主义哲学大纲》下册编出来，把下册改好，帮我完成毛主席交给我的任务。”是年8月24日，这位毕生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卓越贡献的著名哲学家、理论家含冤离开了人世，终年七十六岁。

1973年11月，在毛主席、周总理的干预下，李达冤案得以纠正。1974年1月14日，在武汉九峰山举行了追悼会并发表了报道。但当时还在“文化大革命” 期间，结论中仍留有“执行了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等词句。1978年11月12日， 党中央批准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给李达同志三封信的手迹。1980年10月26日， 经中共中央书记处批准，为李达同志恢复党籍，恢复名誉。在此前后，李达的 《唯物辩证法大纲》（1978年6月，人民出版社）、《〈实践论〉解说、〈矛盾论〉 解说》合订本（1979年3月，三联书店）、《法理学大纲》（1983年11月，法律出版社）、《李达文集》第一、二、三、四卷（1980年7月、1981年2月、1984年9月、1988年9月，人民出版社）等一些重要著作也纷纷问世。

2011年6月8日，作为经济系（商学院前身）的首任系主任，李达的铜像揭牌仪式在广西大学商学院的楼前举行。时任商学院院长的阎世平在致辞中称，一个学院的健康发展，需要有学院的精神、学院的文化，学院精神的培养与其领导人、特别是第一任系主任（或院长）的人格与理念息息相关。李达先生的一生， 是“坚持真理，不屈不挠，身体力行，万世师表”的一生，这种学做真人、追求真知、不屈不挠和身体力行的精神，是商学院精神、文化的灵魂所在。

（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