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得山早年的理想就是以革命去改造中国，并没有想到要走上教书育人的道路。但在那革命风云急剧变化的年代，生活也是绕不过去的坎。
熊得山1913年元旦结婚，1916年长子出生。有了妻儿，家庭的生活总是一道必答题，这就需要相对稳定的工作。1925年，熊得山被聘为湖北法专教授。国民革命军北伐攻克武昌后，武昌各高等专科学校合并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后更名为国立武汉大学），熊得山遂成为国立第二中山大学的名教授之一。他的次子、三子、四子均在这一时期出生，他的岳母（其妻的养母）因为帮助照看孩子，从此开始随熊得山一家生活。到1928年时，熊得山已有四个孩子。长子出生前后，他把家安置在荆州老家；后面几个孩子出生的时间比较集中，那是他在武汉任教时期。
从武汉避居上海后，熊得山先是卖短文谋生，尔后与朋友共同创办了昆仑书店。1932年，熊得山被上海法政学院和迁到上海的暨南大学聘为教授。作为教授，收入稳定下来，但架不住一家老小七张嘴，加上请保姆的费用，日子还是比较清苦的。
1932年秋，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成立，校址设在桂林良丰西林公园，当时桂系和粤系企图反对蒋介石，聘请杨东莼为校长。杨是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1923年在长沙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他同党失去联系，东渡日本，研究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回国后，经李任仁介绍，认识白崇禧，因而出任师专校长。他巧妙地利用当时桂系与蒋介石之间的矛盾，在白色统治下，建立了一个小小的革命据点。聘请了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朱克靖（化名朱笃一）来任教务长，研究农村经济的薛暮桥、文学家沈起予等为老师。杨东莼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为指导，启迪学生的思想走向进步，培养了一批进步青年，他们当中很多人成为共产党员。由于桂系要员王公度对师专的造谣、诬陷，1934年春，广西当局便将朱克靖“礼送出境”，同意杨东莼辞职，薛暮桥等一批进步教师相继离校。这年三月，广西当局任命医学家罗尔棻做校长，教育长李任仁推荐陈此生（广西贵港人，1949年后曾任广西省人民政府副主席）任教务长。
这一年，陈此生到上海延揽了一批进步教授，以充实学校的教学力量，陈望道、邓初民、马哲民、施复亮、熊得山、杨潮（羊枣）、夏征农、胡伊默、沈西苓等，就是这个时期到师专的。由师专培养出来的数百名学生，对中国革命和广西的教育事业做出了积极贡献。
当时的广西当局也有雄心大志，虽然治理一个穷省，对外省来应聘的教授工资却是发的国币，本省教授则发省币。国币与省币之比是一比二，实际上外省教授的工资就相当于本省教授的两倍。这样，熊得山一家的日子才显得稍好一些。
熊得山应聘师专，仍把家安在上海，独自来到桂林，住在文昌街，学校则在良丰的雁山园，讲授中国通史。1936年，广西大学从梧州搬迁到桂林，广西师专并入广西大学，熊得山遂成为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教授，仍旧讲授中国通史。
熊得山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加上清贫，营养不良，早在青年时期身体一直不很好。脑力劳动者常见的神经衰弱症和胃病，于他来说尤为严重。在广西大学任教授期间，每周虽然只有五六节课，但他却非常严谨认真地备课。他的授课讲义，每一章节、观点，均亲自考证并撰写。因为他的严谨，也因为战乱时期难以查询相关资料，偏偏他的家后来在日军空袭中被炮火付之一炬，数十年收藏的书籍资料均在战火中灭失，可以想见他的教案准备是很艰辛的。可惜只讲到明史部分，熊得山便因病溘然而逝。他在广西大学讲授中国通史的这份讲义，后商定由李达先生校刊作序，胡鄂公和钱纳水复校付印。
也就是在1937年，熊得山先生去了一趟上海。
1928年，熊得山避居上海时，全家随同前往。这段时间，几个年幼的孩子都在上海入读幼儿园和小学。1934年，熊得山应聘到桂林任职，是只身前往的。1937年，“八一三事件”爆发，日军侵略上海，这让远在广西桂林的熊得山很是不安，于是回到上海，接家人往桂林安家。毕竟，桂林地处西南，是当时的大后方，相对要安全得多，何况自己也在那里工作！
因为战争，上海通往内陆的交通已经陷于停顿。几近波折，终于通过关系，弄到了几张上海往香港的船票。船只是法国邮轮诗芬克斯号，虽然有三万吨排水量，船体不小，但也只能买到五等舱的船票，这还是用二等票价买到的。
船到香港后，又停留了三天，才弄到香港至梧州的船票。到梧州后，没想到接到了广西大学的电报：熊得山已经被解聘了！虽然原因不详，让人惊愕，也得继续硬着头皮继续前行啊，毕竟上海已经回不去了。在梧州经停，再换小一些的轮船经大藤峡往柳州，然后转桂林。在大藤峡一带，拖船与客船的拖绳断了，客船几乎失控，经过一番有惊无险的搏击，轮船总算被控制住。
船到柳州，熊得山一家却被好吃、好喝、好招待地安顿在最豪华的乐群社里住下，这真是让人感到云里雾里。
广西当局派了两部小轿车将熊得山一家接到桂林。到了桂林，才知道原来桂林发生了“王公度事件”，桂系乘机打击进步力量，强令广西大学文法学院的社会系和文学系提前毕业，以借机解聘两系的进步教授。因此，熊得山尚在旅途中，便接到了解聘的电报。据胡鄂公回忆，次年，广西大学相关系重新恢复，熊得山再次被聘为历史学教授。此处的历史背景是：1938年2月，白鹏飞任西大校长，他办学效蔡元培“兼容并蓄”的方针，延聘在全国教育界颇有声望的进步教师，如李达、郭沫若、许德珩、陈豹隐、马叙伦、熊佛西、王力、林砺儒、马寅初、黄觉非、焦菊隐、张映南、千家驹、王伯文等到校任教授。因熊得山先生是名教授，两人同是日本留学生且同庚，故熊应在此聘之列。
家人到桂林以前，熊得山只身住在文昌街一间小屋。这样，全家一起不算保姆，也有七口人，文昌街是住不下了，熊得山就把家搬到了义仓街（今临桂路）。
广西大学的校车每天回到桂林的起始站，是义仓街与五美路的交叉处（今交通路北段），广西大学驻桂林的办事处就设在这里。那是一部烧木炭的汽车，动力不足，只是代步工具罢了。逢有课时，熊得山先生会在清早乘车到雁山园上班，只是周末才回来。老二和老三这时恰好升为初中生了，先是在桂西路的桂林初中读书，后转到穿山的汉民中学。老四读小学，随母亲和外婆生活。
1938年12月24日，日军数架飞机轰炸桂林。著名音乐家张曙及爱女在这次轰炸中丧生。熊得山位于义仓街的家也被炸成一片瓦砾！幸运的是，老大当时在广西大学读书；老二老三当时正随学校到大圩宣传抗日，远远地看见了桂林城的炮火，但没有身陷炮火中；熊得山和妻子、岳母及小儿子因为当局警报及时，得以躲避轰炸，幸免于难。但是，作为一个学者的熊得山，其藏书全都随着这场轰炸灰飞烟灭了。
这场轰炸后，熊得山就把家搬到了雁山园南边几公里远的大埠乡大冈埠村。这个村子，原来有一家大地主叫唐仁，留下一处近三千平方米的青砖庄园，
村里还有同盟会员唐民三的旧居。广西大学在大冈埠办了预科班，每天有校车将教授们送到桂荔公路路口，教授们再步行到村里。熊得山是第一个把家安顿在大冈埠的教授。接着，千家驹、林东海（文法学院院长）、梅斌林等教授也搬了过来。
感谢熊得山教授的第三个儿子熊永深先生，2015年，他以“桂林往事”的网名在网上发文，谈及了七八十年前的雁山校内外的见闻。现节录于后：
当时我家就在大埠。大埠原有个西大的先修班（相当于预科），也有些教授为躲空袭，从桂林城里搬去了大埠。离大埠圩不到一公里处，有一座我们称之为唐家村的村落，那里的屋子多是青砖砌就，比别的村子条件好多了，好几位教授都在那里居住。千家驹教授也在那里住过两三年。为此，雁山和大埠之间的交通还是很密集的。校车一天至少要在雁山和大埠间往返两次，接送教授去上课回家，也方便先修班师生进出桂林。大埠圩也随之旺了些。只是逢三天有圩，才有猪牛肉卖。平常日子只能吃素，有时甚至连青菜都买不到。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很多广东和香港的学生涌进了广西，风气大变。特别是女仔，衣服漂亮了，也有少数人化了薄妆。穿旗袍的也多了，雁山陡然增加了很多色彩。当时女生上下课喜欢成群成团地走，有时七八个连成一排，路为之堵。学生在墙报上画了一张漫画，图上一排妙龄女生手挽手地把路堵死了，图题是《肉环阵》，有些戏谑。有一位香港女生叫司徒非比的，艳压群女，的确是“非比”：小个子，身材极好，雪白，但不是苍白，不知是哪个学院的。出入真如后妃出巡，前呼后拥。要问我何以观察得如此细微，是我有几位年长的朋友在西大念书，我辍学在家待着时，常常从大埠去西大找他们玩，和他们闲聊时听说的。再说，我那时才十四五岁，只当看一件漂亮的东西欣赏而已。有一位最勇敢的姓欧阳的男生，对司徒小姐死追穷追。当时有人编了一副对联，正好将两个复姓人的姓名编进了对联，非常好玩又好笑，可惜我忘了。那位欧阳先生后来在驱赶高阳的事件中做了替死鬼，被开除了。
还有另一位叫缪希霞的靓女，我之能够认识并记得她，是因为她在当时西大演出的话剧《日出》中，扮演了女一号陈白露。观看话剧是那时最流行的娱乐节目，当今无论什么娱乐项目都无法与之相比。我在汉民中学及青年中学念书时，都是各自话剧队的成员，演不演出不管，排练的戏确实不少。看了西大的《日出》以后，当然会记得那位靓丽的女主角啦。
西大的后门口有一个水塘，有二三十米长、二十来米宽。还有个木排围成的一个泳池。天热时我经常去那里游泳，游完了就在雁山村一位亲友家借宿。我每天下池是先来个1500米蛙泳做准备运动，然后随意玩上大半个小时。这个泳池当然比不上当时的漓江。可那池水确是活水，也不知从哪来又流向哪里。我谈到泳池只是想介绍另一位靓女——李四光的女儿李林。她是学机械的工科学生。当时学理工科的女生是不多的。我每次下池游泳，总能见到这位看来挺文静的小姐，她游泳不错，有时听她说英语。人家说她是从英国回来的，也不知是不是，只是看来挺随和的。十分漂亮也谈不上，以我的眼光来说，耐看，越看越好看……
熊永深先生如今九十二岁高龄，现寓居广东肇庆。从他轻松流畅的文字之间，读者可以想见抗战期间，大批的知名学者教授在桂林，不仅仅是避难，也给当地社会生活带来一缕缕新风。
熊永深先生文章中提到的几个人物，最近在《广西大学校友》2005年第三期刊物上见到他们的踪影，权作一续：
司徒非比在西大迁往榕江时，随校而行，后来到了重庆。2005年“8月8日，周耀銮校友在屋仑翠园酒家请校友茶叙。席间，周耀銮向大家宣布，昔日桂林良丰时代的校花司徒非比与夫君结婚50周年金婚纪念，获布什总统并夫人劳拉题词祝贺，殊荣难得，亦属校友之光。并将总统题词的照片向大家展示。司徒非比校友是广西大学会计银行系48届毕业生，上海神学院肄业。原香港《女光周刊》资深编辑，美籍华人，美国《华侨日报》‘非比专栏’作家。司徒校友为一虔诚的基督徒，曾长期在各地教会出版物为文，宣道教义。文学修养甚佳，声誉颇著。”（见美国籍校友理事林中柱《布什总统并夫人劳拉为司徒非比与夫君50周年金婚题词祝贺》）
熊文提到的缪希霞，则成了西大农学院同学即后来的中国农业部部长何康的夫人。何、缪两家是世交，据说是两人的父母指腹为婚，但读大学时何康却深爱着同是园艺系的同学、郁达夫的堂妹（一说是侄女）郁隽民。碍于家庭的关系，何康与郁隽民的关系当时仅止步于友情。但缪希霞却知道何康心中还有另一个牵挂的人。因此，在她病逝前，嘱咐儿子去美国寻找郁隽民。1993年，郁隽民当时已离婚二十九年，年过古稀，终于在当年秋天与何康成婚。
李林的故事就简单一些，她是科技界中女性中的佼佼者，在西大学的是机械，后来去英国伯明翰大学攻读金属物理专业的硕士，1951年又获得剑桥大学的博士学位，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她的父亲李四光是院士，她的爱人邹承鲁是生物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一家三院士，在中国科技界仅此一家。
此属题外之话，表过不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