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1944年秋到1945年秋，正是中国抗日战争最为关键的一年：由于日军大举进攻桂林、柳州，当时校址设在桂林良丰的广西大学，不得不从桂林撤离，先是撤到融县，随着桂、柳先后陷落，学校只好艰难跋涉迁往贵州的榕江县。

在交通不便、信息不灵、缺吃少穿的环境下，西大师生不忘担当精神，教师尽心教学，哪怕是一个学生也要坚持上课；学生努力求学，破庙里、榕树下上课也不在乎。更有中共的地下党员，不忘初心，面对国民党的高压统治，开展顽强的抗争。

值建党一百周年之际，我们从校友蒋钦挥的新作《1944-1945，西大在榕江》一书中，摘取第六章中的第二、三、四节，作为西大在榕江时期中共活动的三个小故事，分别是《誓为民主鼓与呼》《众教授拍案为正义》《抗战胜利大游行》，今日推出，以飨读者。

誓为民主鼓与呼

——（摘自《西大在榕江》，蒋钦挥著）

在榕江，中共地下党活动有一个由低潮到高潮的过程。低潮只是暂时的，压抑在心底的怒火，从来没有熄灭，寒冬既然来了，春天也就不远了！

西大初到榕江时，学生运动处于低潮。这是由于日寇逼近湘南时，西大发生了“六·二六”风波，结果有八名学生被开除。（原因：西大拟作疏散。但此时校长、教务长一时均不在学校，疏散工作没有头绪，尔后又传出校长拿校车做生意，学校还要考试后才放假，于是，引发了打砸风波）随后学校宣布放假，本地学生疏散回乡，沦陷区学生随校疏散，到达榕江时学生约在五六百人。

当时，学校学生代表联合会早在桂林时就被学校强行解散，学校虽然有中共地下党员，但没有党的组织，互不联系，进步力量势单力薄；周边又聚集很多从桂林、柳州一起撤来的军警特务人员，他们伙同校内的势力，极力干扰学生正义行动。

但是，进步学生和教授与国民党的斗争却并没有停止。

黄现璠教授所组织社会调查引发的回响，就是一个例证。

广西大学迁到贵州榕江后的1945年4月，黄现璠教授就组织十来个学生，成立“黔桂边民考察团”，深入大有乡调查，采访了众多的苗胞，笔录到的口述资料极为丰富。目睹当地少数民族生活极端艰苦，师生们十分同情。调查结束后，黄教授曾拟就长篇调查报告《榕江大有乡边民社会概况》，报送广西大学、榕江县府、贵州省府。

有进步学生郑雷荪，考察一结束，立即在校园墙报上发表同情少数民族的漫画，就招来国民党榕江县党部的严厉警告。

黄现璠听说学生因一幅漫画受到警告，大为不平，心中块垒不吐不快。机会很快就到来。西大学生会邀请黄教授借榕江县党部大礼堂公开演讲。如果黄教授只是谈榕江苗家瑶寨的风俗习惯，尚不至于触怒当局。但知识分子为老百姓仗义执言、敢讲话、讲真话，是知识分子的根本道义。黄现璠这位社会学家凭着良心，引申到社会的阴暗面，抨击政府腐败行为，摸到了“老虎屁股”，则不为统治阶级所容了。

在那次演讲大会上，黄现璠教授综述考察之所见所闻，认为边民社会，从文化上看，他们仍保持着本民族诸多传统的风俗习惯；从经济上看，它与中国交通不便的山区边民社会无异，仍处于生产落后、生活极端贫困的状态。由于教育落后，知识水平低，加之长年累月受外族人的迫害和歧视，他们不但不向经济发达地区靠拢，相反地却向荒无人烟的高山区移居，从而使得他们的土地更加贫瘠、更加缺乏，生活更加苦不堪言。

会上，黄教授当场痛斥榕江当局推行的民族压迫政策，历数贵州官府迫害少数民族的罪行，令台下坐听的县官们如芒在背。县党部书记长石翰仙见他言辞激烈，两次上台想打断，黄教授置之不理，照讲不误。事后县党部与县政府开会，书记长意欲将黄现璠逮捕，县长却考虑到抗战时期，逮捕思想进步教授影响不好，不敢承担逮捕的后果，只得作罢——顺便一提，在民国时期，县里党部书记长，相当于国民党内的秘书长，只管党务，县长才是一县的主要领导。

实际上，黄现璠平素上课就敢言。1944年冬考入西大法商学院经济系的榕江籍学生段前烈还记得，“在一次历史课上，讲授《中国通史》的黄现璠教授，讲到避居深山的苗族同胞还沿用原始的生产方式，生活贫困，他突然半开玩笑似的插上一句：‘凡是当过县长的，拉去枪毙，没有一个冤枉’，引起哄堂大笑，同学们十分赞赏黄教授说话爽直。”
 此次公开讲演与课堂讲课不同，台下坐着国民党的地方官，在这个背景下，黄教授“发炮”的勇气与威力不同寻常。但当局最后还是没有给他什么压力。

此时，国共两党之争也愈来愈激烈，涉及战后布局的问题。因为在欧洲，德国法西斯溃败已成定局；在中国，日军收缩战线，只是在做最后挣扎。一场事关国家、民族前途命运的新角逐很快就会到来。

榕江虽然地处偏远，却并不是与世隔绝。广西大学在榕江安顿后不久，便逐渐与西南大后方发生了联系，重庆的中共《新华日报》及各校的民主宣传品，以国民党《中央日报》为伪装包封，寄到榕江的西大。

1945年4月，中共七大在延安召开，毛泽东在大会上做了题为《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朱德做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报告。会议发出“改组国民党一党独裁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号召，为国人指出了前进的方向。

中国近代的大学，诞生于内外交困的清末，因而中国的大学生似乎天生就与时代共同呼吸，共命运。延安中共的会议刚结束，远隔数千里之外的榕江就有了反响：在西大学生宿舍门口的壁报栏上，不久就连续贴出迁在贵州湄潭的浙江大学、在昆明的西南联大等高校寄来赞成改组政府的宣言。毛与朱的两个报告也很快传到了西大，在全校立即引起轰动，学生们互相传阅，情绪高涨。同学中自然分成两派，进步的同学拥护毛泽东提出的主张，而以国民党三青团骨干为主的另一派则反对“联合政府”。

学校的墙报栏往往是学校最热闹的地方，也是各派意见的集散地。广西大学的学生宿舍在中山公园内，就是当年广西大学墙报林立的地方。各院系、各学会与各班级的墙报，排版美观，内容丰富。有的转载毛泽东的著作《论联合政府》，传播马列主义，发表不少学术论文及进步文章，深受榕江师生和民众的欢迎。

有学生谢之雄（上世纪八十年代，笔者采访他时，他任自治区计委主任），夜间还在宿舍围墙秘密贴出第一张宣传品——《西南联大宣言》，可是，第二天便被训导处生活指导管理组组长撕了下来。学生们不甘罢休，当天晚上，同时贴出两张标语，并号召行动。一位学生仿照鲁迅杂文，写了一篇《立此存照》的杂文贴在大门口，称生活指导组长为“托派”。

这一回，训导处不敢再撕。学生受到鼓舞，自此以后，将各校的进步简报，甚至中共《新华日报》也贴了出来，影响很大，连附近汉民中学的学生也跑来看。这段时间，因有总务长石兆棠教授的支持，有人利用电台偷听延安与重庆《新华日报》的消息，每日出版一张油印小报，将伦敦、莫斯科及重庆电台收来的中日战争消息，一一登了出来。

进步学生决定在5月25日召开学生民主大会，发表民主宣言，响应中共七大提出的任务：“团结全国人民，挽救时局危机，准备反攻，彻底打败和消灭日本侵略者，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中国。”

当时在榕江的西大学生不到500人，先前有23人参加青年军走了，有的到国统区搞地下工作去了，这次大会有包括新招生在内共480人参加。地点在两湖会馆，会议名为“广西大学学生民主大会”，部分教授、讲师也参加。在大会主席徐家鸾、叶昭楠、林宏元（即林密）主持下，与会者就国内外形势展开了激烈的辩论。

为了预防国民党军警特务的捣乱，会场设了执行纠察的同学，陌生人严禁入内。会议开了几个小时，途中有三个便衣强行进入会场，经大会主席与之交涉，自行退出。虽然未发生更严重的场内事件，但在会场外却是如临大敌：附近的各条街道路口，均布有国民党的便衣军警，戒备森严，气氛异常紧张。

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后，大会一致通过了《广西大学全体学生民主宣言》和决议，主要有两点：一是向国民党中央政府发出代电，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的统治；二是减租减息，改善人民生活等。

对这个过程，当年亲身经历者李岗先生记忆犹新。

李岗随校迁到榕江后，眼见国土大片沦丧，形势大变，这位血气方刚的热血青年，便想到沦陷区的农村去参加武装斗争，便委托一位广东老乡兼校友帮忙，找到一条沿江下行的盐船。没想到开船的时间与民主大会时间有冲突，他便征求同是中共地下党员林密的意见。林密认为这个会议很重要，自己的同志人又少，应该先留下来开会。于是李岗留了下来。（两人都是1939年在广东梅县入党的党员。——笔者注）

广西大学90周年校庆，李岗先生回校参加。谈起当年的地下斗争，常常眉飞色舞。他有文章忆及这次会议：

１９４５年４月，有人在西大学生宿舍门口壁报栏，连续贴岀贵州湄潭浙江大学、昆明西南联大等高等院校寄来赞成改组政府的宣言，立即引起轰动，由系代会（指学系代表联合会，学校学生会早已被学校下令解散——笔者注）发起召开全体学生大会，讨论如何响应。当时情况十分险恶困难，一方面进步力量人少势孤，西大学生由疏散前的一千多人，逃剩只有因故无处可去的二三百人，又没有党组织，只有少数零散党员。另一方面周边聚集很多从桂林、柳州一起沿江撤来的蒋记军警特人员。他们伙同校内反动势力，极力干扰学生正义行动和制造各种恐怖事件。如在校外就发生了树梢高挂人头示众的事。校内有7名学生被列入黑名单、勒令逮捕及其他各种谣传。

大会开始，一个穿灰色军装、腰部扎条横皮带、挂着一条短枪的军官突然闯入会场，气势汹汹高声大叫：“不准开这样的会，你们立刻解散。”门口还布着暗哨，一时情况十分紧张。这是一场阵线非常分明、双方面目有如额头贴着字那么清楚的斗争。但我们的人十分勇敢。许多人都以大无畏精神，立即走出座位，群起向前，围着他斥问谴责。台上主持人叶昭楠同学也走下来劝说：“这是我们同学内部开会，没有你的事。”经过几分钟争持，就把他赶了出去。

会议开始，在法律系学生陈机（?）先推荐下，选出进步同学李名渝、徐家鸾、叶昭楠为主席。林宏元（即林密）、钟求璿为秘书（记录）。经过一番辩论，工学院郑雷荪同学作了很好的发言，他以令人信服的道理，讲联合政府的好处，使反对方无言而对，随后陆续溜出会场。会议成功通过赞成成立联合政府的决议，林宏元紧要关头不负重托，毅然走向主席台做好记录，事后又写出一份宣言草稿（最后选用另一篇——原注）表明他经受住了考验。（载《无尽的思念——怀念林密文集》）

榕江学生民主大会之后，李岗通过《柳州日报》地下党组织的联系，到广东去从事武装斗争去了。

当年西大榕江籍学生胡肇谟，也是大会发言的代表之一，1985年2月26日有文章回忆该大会：

毛主席《论联合政府》一文发表后，学生自治会于五月25日在两湖会馆召开大会，对毛主席这篇文章进行大会讨论。这天天气晴和，学校提前在上午九点半钟吃中饭。饭后同学们都陆续到达两湖会馆，门口有五六个同学站岗把守。参加的同学都要佩戴校徽入场。馆内的戏楼、大殿、天井及两边酒楼上下，挤满了各院系的同学。上午十点半钟大会开始，许多同学都踊跃发言，拥护毛主席提出来的组织联合政府的主张，如释放政治犯、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等。发言十分热烈，民主空气非常活跃。有赞成的，有反对的，有代表共产党的，有代表民主同盟的，有代表无党无派的。有代表国民党、三青团的。大家你一段激昂慷慨的发言，他一段据理驳斥的指责，有时发出“嘘嘘”的怪叫声，有时高声大骂，像吵架一样。然而会场的空气一直是紧张而严肃。

中午十二点左右，大会主席突然向全体同学说：“教三民主义的谭某某教授，要求到会场来旁听，大家同意不同意？”话音刚落，会场中一致发出怒吼：“不欢迎”、“不受欢迎的人滚出去！”……结果，谭某某被拒绝进入会场。会议接着继续进行，进步的同学始终占大多数。少数持反动观点的同学，在大家的唾骂声、呼喊声、讽刺声中，狼狈地走出会场。会议一直开到下午四点多钟才宣告结束。（见《榕江文史资料·第一辑》）

胡肇谟当天晚上听到榕江县党部书记长石翰仙扬言，说“西大学生在闹事呀！假如他们要到乡下去宣传什么联合政府，谨防他们有去无回”。西大学生虽然没有下乡宣传，但通过这次会议，至少在全校同学的心中，深深地播下了一颗革命种子。（胡肇谟自称他代表三青团在会上发了言。见1985年他的一个书面材料。我在用时把它省去了。——笔者注）

民主大会圆满成功，成为广西大学进步力量崛起的一个标志，同时也引起了榕江当局的恐慌，驻榕江的杨森部队派特务到学校跟踪、监视进步师生，并扬言要抓捕。

众教授拍案为正义

——（摘自《西大在榕江》，蒋钦挥著）

西大进步学生在榕江宣传延安的声音，被当局视为洪水猛兽，就有小报告打到了教育部。教育部长朱家骅来电饬令严查，并转来一份黑名单。校长李运华不敢有违，不想李校长有个秘书，叫黄焕秋，广东人，他进谏言道：“校长，抓不得，我们现在客居贵州，没有靠山，事情搞大了不好收场。”李运华一听，觉得有理，便复电教育部说：“广西大学没有地下党，只是学生闹事，不过是年轻人的脾气。”于是，事情得以缓和。

西大学运还牵连到同在榕江的汉民中学。汉民中学的学生经常去广西大学串联，看墙报，听报告，十分活跃。但任中敏校长作为一个老国民党员，不容讳言,当时他在政治上，不赞成共产主义，但他更多宣传的是爱国。因而对学生从事政治活动听之任之，甚至还在全校作了“关于南北朝”的国是报告。广西大学学生筹备召开大会,响应中共号召.当局黑名单上也有汉民中学的老师和学生，如初20班导师赖普文。军阀杨森的特工科长找到任校长，历数赖老师的罪状，如与广西大学学生串联、在学校散发传单、煽动学生闹事等，要加以逮捕。任校长则为赖辩解，事后将情况向赖悄悄透露，嘱他谨慎，但并未限制他的自由。1949年后，赖普文任过上海市虹口区教育局副局长（见《任中敏与汉民中学》第97页）。

其实在榕江时，广西大学师生中有地下党员，只是没有建立组织，缺少横向联系。比如黄焕秋先生就是中共地下党员。此前李岗在广东参加地下党时，黄焕秋曾是南方地下党的领导人之一。1942年5月的“南委事件”，中共南方工作委员会组织部长郭潜被捕叛变，南委所辖的江西、广东、广西等省工委及主要交通站相继被破坏，两广地下党活动处于低潮，纷纷转入农村或外地进行隐蔽工作。其中黄焕秋奉组织安排，到广西大学作校长秘书，李岗、林密等则考入西大农学院读书。李岗先生说，当时西大一些地下党和进步学生干的事，他都事先请教过黄焕秋，包括学生大会的《民主宣言》的最后定稿，黄焕秋是亲自参与修改的。1949年，黄焕秋回到广东，先后任过共青团华南工委书记，中山大学党委书记。

参加会议的学生虽然在地下党人的巧妙斡旋下，得到了保护，但是，另一场斗争却是又起硝烟！

作为广西大学的校之长，虽然没有按照朱家骅的电报抓学生，但为了摆脱干系，随后召开了院、系领导会议，严肃批评学生的行为，还打印出了一个与民主大会针锋相对的声明，上有各系主任和部分教授的签名，并正传给一些没有签名的教授签署。

然而，那些签名却是此前各系主任和部分教授参加一次讨论贷金的行政会议的签名。张冠李戴，移花接木，自以为高明，没想到惹上了骂名。

首先就惹恼了农学院院长汪振儒。

汪振儒，桂林人，在清华大学生物系读书的第二年，就参加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学生集会，强烈谴责帝国主义炮击大沽口的罪行，集会后移至铁狮子胡同段祺瑞执政府前，段祺瑞部下竟然下令开枪，当场打死学生47人，打伤150余人，即有名的“三·一八”惨案。称段听闻此事后“吃不下、睡不着、犯旧病，身心交瘁”，段说“学生们年轻热情、爱国心强烈，但容易冲动，很容易被人利用”。(见《段祺瑞传》,中华书局2015年版）当时年仅19岁的汪振儒左腿中弹受伤，虽然痊愈出院，但造成两腿粗细不一。汪毕业后应马君武之邀，到西大理学院生物系作讲师。当时马君武十分注意培养青年才俊，优秀的助教、讲师可以保送去国外留学，第一批派出就有郑建宣与杭维翰。第二批派往美国留学的，汪振儒名列其中。

这样一位既资深、又有傲骨的“老西大”，自然不肯任人摆弄，他在校内贴出声明，严正指出李校长这份声明是偷梁换柱，违背民意，压制民主。他在声明中公开支持学生的民主要求，得到广大教授的热烈响应。

几位先前被蒙在鼓里的教授，如石兆棠、骆君啸、黄现璠等，也分别发表了书面声明，称学校这个声明事前没有给大家过目，事后教授们也没有签过名，李校长弄巧成拙。黄现璠对此回忆道：

《广西大学全体学生民主宣言》要求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政府，建立联合统帅部，男女平等，言论结社自由等。时任西大校长李运华得知后，为了讨好政府当局，拟发表反对组织联合政府宣言，事前不征得我同意，竟然将我列名为这份反对宣言的发起人之一。反对宣言稿已经印出，正在全校征求其他同事签名。骆君啸教授首先张贴启事否认；我继而张贴启事，声明自己不但不反对，反而支持“建立联合政府”的主张，所谓签名纯属他人冒签；同时号召西大同事共同抵制在这份反对宣言上签名。骆君啸教授和我的行动，最终得到了西大其他同事的一致响应，纷纷拒绝签名，使得反对宣言不能发出，避免了它一旦发出可能在学生中和社会上造成的恶劣影响。（《风雨同舟十三年》，载《西大情缘》）

校方偷梁换柱，推脱干系，不仅盗用教授的名字，也盗用部分学生的名字。当时广东籍的学生蓝青，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道：

在抗战胜利的前夕，中共毛泽东主席发表了《论联合政府》，向国人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榕江虽然偏僻，但也不平静，学校与时代同呼吸，同学中分成两派，进步的同学拥护毛主席提出的《论联合政府》的主张，而以国民党三青团骨干为主的另一派则反对《论联合政府》，一时大小字报贴满了学生宿舍的四周围墙。三青团一伙人黔驴技穷，盗用一批同学的名义，散发反对联合政府的油印品。我是其中被盗名者之一。我看后非常气愤，立即写了一张郑重声明，否认签名。当我第一个贴此声明时，后面围了一大群同学，突然听到一声“好，反击得好”。我立即回头望去，看见宏元（即林密）站在后面高兴地说了上面一句话。以后在改造学生自治会的问题上，两派斗争也是非常尖锐的。在这些事情上，宏元始终站在进步学生的行列，旗帜鲜明，疾恶如仇，使人敬佩。（载《无尽的思念——怀念林密文集》）

但是，斗争没有完结。在民主大会结束没几日，某天早晨，学生林密早早起了床，突然发现宿舍门口墙上贴出一张“打倒蒋介石，打倒国民党政府”的标语，署名是“延安”……这是一条制造口实、让外面军警进来捉拿学生的大奸计。林密十分果断，马上撕了下来。不料旁边埋伏着的两个人立即窜出来，质问他：“这条标语是我们写的，你为什么要撕去？”双方大声争吵，引起许多同学纷纷起来围着他们反诘：“你们为什么写这样的标语？有何目的？”把他们弄得灰溜溜的赶快走掉。（载《无尽的思念——怀念林密文集》）

一招不行，再来一招。学校当局把学生首席常务干事找出，进行威胁，扬言《民主宣言》若发出去，便“如此这般”。常务干事开始动摇。于是，学生们组织会议，进行选举，干脆罢免了他的职务，由地下党员叶昭楠担任首席常务理事。

当时，学生的食米掌握在当地县政府手中，他们任意抬高米价，使得学生和家属吃不上饭。石兆棠教授在油印报上发表文章，揭露当地政府抬高米价的罪行。当地县政府怕把事情闹大，传到重庆影响不好，忙派人来到西大通洽。最后议定，凡学生买米，不得提价。自此之后，学生才有伙食尾数。

经过一番斗争，《广西大学全体学生民主宣言》终于发出，事后伙食尾欠全部发放，稿件不用送审，斗争取得胜利。学校壁报也多了起来，除了过去的《民主与科学》，还有《大时代》《十二月》（意指冬天即将过去、春天即将到来），还有《自由谈》《璧联》等，均为进步学生所掌握。当然，也有三青团的刊物《新回轮》。

《大时代》第一期，便请石兆棠总务长写文章，题为《从亚里士多德谈起》。石兆棠先生的名字据说也上了黑名单。1945年10月《广西日报》（桂林版）恢复，桂系为了与蒋介石抗衡，把石兆棠请去任报社社长了。

汪振儒带头张贴严正声明一事，引来众多教授效法，令李校长灰头土脸。因此汪被解除了农学院院长职务，并于1946年离开广西大学，到北京大学农学院任森林系教授兼系主任——有本事的人就是不向权要低头！

西大学生的爱国民主运动对榕江的影响很大，以致在西大离开榕江后一段时间，地方当局还要不断地肃清“流毒”，说榕江被广西大学“赤化”了。在西大迁回广西三个多月之后，新任县长金剑英就在一次群众大会上宣称：“我之所以调到榕江来当县长，主要任务就是来肃清广西大学的余毒。”

因此，多年以后，一些人回忆：广西大学在榕江的时间不长，但对榕江在思想和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发展，产生过极其深远的进步影响。

抗战胜利大游行

——（摘自《西大在榕江》，蒋钦挥著）

1945年8月10日这天夜晚，远在偏僻榕江的广西大学，学生剧团正在三义宫（遗址在县供销社对面的第二小学宿舍），公演曹禺先生的名剧《雷雨》，演出尚没结束，台上奔出一人，大声报告：“顷接电讯，日本帝国主义已发出乞降照会，接受投降！”

顿时，剧场里寂静了几秒钟，继而突然沸腾起来，台上台下，掌声与欢呼声经久不息。演员顾不上抹去脸上的戏妆，和兴奋的观众争先恐后地涌出大门，在街上蹦着、跳着，举行游行，燃放鞭炮，呼喊口号，尽情欢庆。

这是整个民族的伟大胜利！

伟大的中华民族，经过八年艰苦卓绝的浴血抗战，承受了巨大的民族牺牲，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今天，终于一雪前耻，赢得了这个来之不易的最后胜利，怎能不令人欣喜若狂呢？！

笔者为了证实这个讯息的时间——8月10日，特意向健在的当年西大职工熊永深先生致电询问。这位家住广东肇庆的90老人，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在电话中说：“没错。当时我正在重庆的曾家岩，美军驻华的总部就设在那里。1945年8月10日，我见到两个美国兵，拿着话筒，兴冲冲地从总部跑出来，一边高喊：‘日本人投降了，日本人投降了’，一句中文，一句英文。开始，我以为是美国兵在搞笑，后来喊的人越来越多，竟是满街轰动，才知道是真的了。”

他补充说，8月10日，是日本人的乞降日子，8月15日，才是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投降的日子。

原来，日军在中国战场于1945年即成强弩之末，其中在桂、黔境内的部队已于是年春开始陆续撤退。在笔者家乡桂北一带，就流传日本人退出时使的诡计：抓众多挑夫为其挑担子，担子沉甸甸的，看似是子弹武器，其实里面都是砖头泥巴。可见彼时日军已是心虚。

我国军队于7月28日光复桂林。以时间计，桂林是广西收复失土之第一名城；以战果计，为结束战争之初步胜利。沦陷8个月20天之久的桂林，重睹天日，复见光明。

在整个太平洋战场上，以美国为首的攻日盟军势头凌厉，日本国势摇摇欲坠。中美英三国政府领袖于7月26日发布《波茨坦公告》，共13项，令日本立即无条件投降。8月6日,美军向日本广岛投下第一颗原子弹；8日,苏联宣布对日宣战；9日,美军投第二颗原子弹于长崎；10日，日本政府终于屈服，委托中立国瑞士、瑞典政府,向中美英苏转达关于愿意接受《波茨坦公告》的照会。这就是日本乞降的来历。

15日,盟军正式接受日本遵照《波茨坦公告》无条件投降书，始停止攻击。至9月5日,双方在东京湾美主力舰密苏里号上签订降伏文书。中国战场上，由驻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也就是率军入侵广西的元凶，于9月9日上午9时,在南京陆军部对陆军总司令何应钦签降。

一场惨绝人寰、长达14年的外族入侵，才宣告结束！

“漫卷诗书喜欲狂”。8月10日晚上的喜讯，不但使逃难在榕江的各地难民欣喜若狂，喜极而泣，也使当地老百姓兴奋莫名，全城燃放鞭炮，尽情欢呼，热烈庆祝抗战胜利。有的同学和百姓还自发上街游行，手执火炬，沿途高呼口号。中河街、下河街的大小商店也燃放大量炮竹，整座县城沉浸在欢乐的海洋之中。

榕江县城的老人石玉珍，还记得当时欢庆胜利大游行的情景。2018年老人做出口述，经县文物局文物员周年荣整理，给我们留下了宝贵的资料：

1945年8月10日晚，大约8点过钟，我正在家看书，突然听到满城的鞭炮声和欢呼声，我在国师附小的一个女同学一边喊“玉珍、玉珍”，一边推门进来，大声说“日本鬼子投降啦，日本鬼子投降啦！”“你听，全城都在庆祝，还要示威游行！”说完就飞快地跑出门，可能是又通知其他同学去了。

那年我十四岁，读附小三年级，像周文英（同校，已故——原注。下同）、罗生寿（同桌，已故）这些都是我的同班同学。附小就在今天的红七军广场那里，学校大门朝东，我家就在学校的正对门。我家下隔壁是段前辉家，西大学生段前烈是他哥。听到这个消息，我万分激动，中国的苦日子终于熬到头了。

不一会儿，很多的人朝附小涌来，他们是广西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还有国师的老师、学生以及其他学校的老师、学生，还有一些老百姓。他们的手中拿着火把和小旗子，边走边笑边跳，兴奋到了极点。约有千余人的样子，在附小集中好后，大游行开始了。

广西大学的老师和学生走在最前面，接着是其他学校的老师和学生，县立中学的石开玉、城区小学的厉华贤等女学生，附小的很多同学跟在最后面，我和罗生寿等几个男、女同学，也走在队伍的最尾巴。

队伍沿城中大街中山中路，经过李金榜家（位于今武装部的后门，坐西向东；李金榜，晚清湖南乾州协副将，记名总兵）、朱福阶家（在李家对门）、卫持平家（在朱家下隔壁，卫持平，曾参加南京日本投降仪式）、贺榜禄家，又经中山公园（今日的街心花园诸葛台处）出大东门，进入当年榕江最繁华的城外中河街，又经广东会馆、广庆宾馆、湖南会馆，由下河街到场坝，然后回头沿原路返回到附小。

游行队伍的火把与沿街商铺的煤油灯、桐油灯，交相辉映，满街的鞭炮齐鸣，火光闪耀，硝烟弥漫。

当时我们女学生穿的是双排扣学生上衣和黑色短裙，却根本不怕鞭炮炸，只是觉得从来未有的激动。游行的人高呼口号：“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日本鬼子滚出中国去！”“中国万岁！”“中华民族万岁！”两边店铺的老板和群众也跟我们一起喊口号，有的群众还一边喊一边抹眼泪，整个榕江都在沸腾。

夜深了，全城的人都还没睡，不时还有鞭炮声。老一辈的人讲，打日本打了8年，终于云开日出，中国胜利了。第二天中河街和下河街，满街的鞭炮纸屑约有一寸厚，全城的百姓好开心呐。（石玉珍，女，汉族，1931年生，身体健康，思维敏捷；周年荣，退休人员）

《黄现璠自述》也记载了这难忘的一天：1945年8月10日晚，他在租赁房中听闻街上燃放鞭炮，出门一看，见广西大学一些师生员工游行到中河街，叫来一位学生一问，得知日本政府向中、美、英、苏等国发出乞降照会，听后十分兴奋。而后也加入游行队伍中去了。

也就是在这天晚上８时，中国各大城市是一片欢腾。重庆中央电台的男播音员首播这一消息时，感情激越，任由激情的驱使：“各位听众，现在播送重大新闻，日本无条件投降了。”播音结束之时，他激动地说：“诸君，请听陪都欢愉之声！”这时，收音机里传出了响亮的爆竹声、锣鼓声、呼喊声，响成一片。

在中国援助抗战的外国友人也是欢庆不已。此时，住在柳州乐群社的鲁·格里斯特听到消息之后，他和所有人在狂欢中过了这晚。次日，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昨晚，当人们得知日本投降了，整个城市都沸腾了。来福枪响了，照明弹腾空而起。你所能听到的一切就是，‘战争结束了，战争结束了！’”

八年抗战，终于胜利，喜悦自不待说。但是老天似乎有意考验榕江的人们，一场百年难遇的大洪水即将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