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望道先生在广西任教前后不过两年时间，但这位在历史上留下诸多第一的学者，在广西和广西大学也留下了好几项第一：

在广西第一次组建话剧团和第一次公演话剧，为抗战时期的桂林文化城和享有盛名的西南剧展等开风气之先，奠定良好基础；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第一次组建文学系，担任文学系主任，后来该校并入广西大学，陈先生继续担任系主任。为此，陈先生是为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文学系和广西大学文学系的开创者和首任系主任。当今广西几所知名大学之中文系、文学院，追溯渊源，皆当奉陈先生为创始人。

陈望道在广西任教的两年大略如下：

1935年6月，应陈此生邀请，到桂林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

1936年6月，广西省政府改组学校体系，广西大学由省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本部设在南宁，将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并入广西大学，成为广西大学增设的文法学院，部分师生迁往南宁，陈望道留任中文系主任。当年10月，校本部又随省政府迁往桂林，校址设在师专的旧址良丰西林公园。

1937年9月，陈望道离开广西，回上海工作。

大师莅临广西，在当时名不见经传的师专任教，自陈望道而言，有时代的特殊原因；但对广西而言，确为一大幸事。

称陈先生为大师，绝非如时下之当道“大师”，陈望道到广西之前，已经名满天下，是真正的大师级人物。

他是著名社会活动家——

陈望道从日本留学归国后，到浙江第一师范学校任教，与刘大白、夏丏尊、李次九同为语文教师，思想进步，号称第一师范的“四大金刚”。1919年，也就是五四运动爆发的同一年，当局要开除发表《非孝》的学生施存统，并以“非孝、废孔、公妻、共产”的罪名，对陈望道等四位国文教员加以撤职査办。第一师范师生因而罢课护校，是为著名的“一师风潮”。陈望道在风潮中坚定斗争，自此为世所知。此后陈望道先生在当时的工人运动、妇女解放、语言文字改革等诸多社会活动中，或亲身深入劳苦大众组织宣讲，或积极撰写文章，为推动社会发展与进步做出了杰出贡献。

陈望道先生还参加和参与组建了许多社会团体和学术团体。广泛的社会活动，使他与思想界、文化界的接触与联系非常广泛，彼此互通声气，互相支持。

他是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参与者之一——

“一师风潮”之后，陈望道辞职返乡。因风潮而声名远播的他，受上海星期评论约请，全文翻译马克思、恩格斯合著的经典著作《共产党宣言》。他在家乡简陋的条件下，凭借陈独秀从北京大学借出的英文版、戴季陶提供的日文版，用了几个月时间，于1920年4月翻译完成。同年5月，星期评论社邀请他到上海任编辑。但他一到上海，刊物就被勒令停刊，译好的《共产党宣言》也无法刊载。陈独秀于是邀请他参与《新青年》的编辑工作，《共产党宣言》于当年8月以单行本形式印刷发行，大受欢迎。陈望道进入《新青年》杂志后，参与组织了马克思主义研究会，也就是我国第一个共产主义小组，他是核心成员之一。陈独秀当年12月去广州后，《新青年》编务工作即由陈望道担当，并把编辑导向朝共产党刊物转变，当时还引起胡适的不满。陈望道早期参与的这些活动，为中国共产党建立和中国革命事业做出了贡献。尽管后来因与陈独秀意见不合而没出席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因此脱党，但陈先生始终以革命斗士精神继续工作，多次被列入国民党的黑名单。对陈望道先生脱党的经过，他的哲嗣陈振新做了这样的说明：

一九二三年八月五日，上海地方兼区执行委员会召开第六次会议，中央委员毛泽东代表中央出席指导。在会上，毛泽东代表中央建议，对邵力子、沈玄庐、陈望道的态度应缓和，劝他们取消退出党的意思。当时，党组织指定沈雁冰去对三人劝说。沈雁冰回忆说：“党组织派我去向陈、邵解释，请他们不要退出党，结果邵同意，陈却不愿。他对我说：‘你和我多年交情，你知道我的为人。我既反对陈独秀的家长作风要退党， 现在陈独秀的家长作风依然如故， 我如何又取消退党呢？我信仰共产主义终身不变，愿为共产主义事业贡献我的力量。我在党外为党效劳也许比党内更方便’。”从这以后，父亲虽然暂时离开党的组织，但对党组织交予的各项任务，却一如既往、坚韧不拔地努力去完成。建国以后，终于又重新回到了党内。（陈振新：《我的父亲陈望道》，载《陈望道先生纪念集》，复旦大学出版社，2006年）

陈望道1957年重新入党，但未公开党员身份，直至中国共产党第十次代表大会，陈先生当选大会代表，其中共党员身份才公之于世。

陈望道是当之无愧的学术大师——

陈望道学术造诣广博精深，著作等身，在很多领域开风气之先。人们所了解的陈望道著述可能首先是前文提及的第一部全文汉译《共产党宣言》，这本译作影响极大，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卓越的共产党人都曾深受影响。

《美学概论》是他早期的美学著述，也是中国最早探究形式美的美学论著之一，在当时有广泛影响，现在也是研究我国美术史不可或缺的重要论著。

《因明学》是中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学著作（因明是古代印度佛家五明之一，是起源、发展于印度正理派的思维和推理方法，在唐代由玄奘法师引入中国，理论古奥精微，研习不易），是陈望道先生1928年在复旦大学的讲稿，也是我国第一部用白话文写作的因明通论。

而陈望道先生在学术上的声望，以语言文字学尤为卓著，在这方面，《修辞学发凡》作为中国现代修辞学的奠基之作，已成为永远的经典。

陈望道还是著名的教育家——

到广西之前，他曾在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复旦大学、安徽大学等名校任教，曾受党的委派到上海大学任教，历任中文系主任、教务长等职，还曾出任中华艺术大学校长。所任教职都以渊博学问和高尚人格教书育人，获得学生的高度评价，培养出大批杰出人才。

1935年6月，陈望道先生应陈此生先生邀请，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大师莅临，广西之幸！

1935年9月，陈望道先生应邀到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任教，与其弟陈致道、学生夏征农、祝秀侠、杨潮等人艰难跋涉到桂林。对他在桂林的活动，师六班（也就是设立为文学系的班级）学生林志仪撰写为《陈望道先生在桂林》等回忆文章，成为陈望道先生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和广西大学这一段经历的较为丰富的记录。林志仪之子在他的新浪博客“桂林千舸”中，将其父的完整年谱及相关文章予以详细记录，同时还转载了蒙谷等林志仪同班同学的回忆文章，以下将根据其博客记录以及相关文献，对陈先生这两年的活动做出梳理。

望道先生到校不久，出现在一次全校师生的集会上，大约是1935年10月间。他身着酱色长衫，仪态端庄，以清亮的浙江口音作了一个题为《怎样负起文化运动的责任》的演讲（记录稿发表在校刊《月牙》第2期上）。他首先从一些语言现象存在的封建思想意识，说明反封建思想的必要性。继而对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宣扬封建道德的现象，也进行了揭露和抨击。（林志仪：《陈望道先生在桂林》）

在出场演讲之后，陈望道先生指导学生开始在桂林的第一战役，也就是针对当时《桂林日报》转载的桂林中学校刊《南熏》的文言序言，开展了“文白之争”。《〈南熏〉序》是当时桂林中学国文教师石孟涵用骈体文写作。据初步检索文献，石孟涵为宣统三年拔贡生，民国四年（1915年）1月至10月任广西天保县（今德保县）知事，民国五年（1916年）11月25日起任广东和平县知事。曾于1921年以国民教师身份陪同孙中山先生游览桂林七星岩，也是桂林的名士。从前文可见，陈望道来桂林之前，正发动一场反对“文言复兴”的大众语运动，对文白之争可谓轻车熟路。到桂林伊始，正好遇上这一靶子，即发动师生展开斗争，并迅速取得了胜利。林志仪说：“当时师生们管这次斗争叫打‘封建鬼’。这个‘封建鬼’，是指潜藏在社会生活和人们头脑中的封建思想意识，并不限于石孟涵一人，不过石孟涵是具有代表性的”。

另是推动话剧演出，为此后桂林文化城及西南剧展等话剧活动奠定良好基础。

据当年师专学生周伟、林志仪、陈迩冬等回忆：在进步教授陈望道、祝秀侠等人的推动下，文学系的学生积极参加，1935年冬成立广西师专剧团，由文学系主任陈望道任团长，并组成了陈望道、夏征农、杨潮三人领导小组。（魏华龄：《话剧运动在桂林》，载《新文化史料》1995年第5期）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话剧团成立后，1936年1月第一次演出日本菊池宽的《父归》和欧阳予倩《屏风后》两个独幕剧。祝秀侠先生担任导演，并饰演《父归》中的父亲，周伟扮演母亲阿高，陈迩冬扮演长子黑田贡一郎，蒋宗鲁扮演二弟，岑立翔扮演三妹。演出获得了成功，开辟了桂林话剧演出的新天地。

随后，陈望道先生又邀请著名导演沈西苓到校任教，1936年5月4日，借桂林中学礼堂，演出了脱烈泰耶夫的《怒吼吧，中国！》和果戈理的《钦差大臣》两个多幕剧。

《钦差大臣》中假钦差伊凡由杨潮教授扮演，邓初民教授演市长，夏征农教授演地主道勃钦斯基，彭仲文教授演地主鲍勃钦斯基， 胡伊默教授演校长，盛此君老师演校长妻，祝秀侠教授演假钦差仆人，学生周伟、唐俊洁、陈迩冬、温致义、何励锋等十余人也在剧中担任角色。师生同台，阵容强大，《桂林日报》于1936年4月5日用整版刊登了“师专剧团第二次公演特刊”，演出在当时引起了轰动。这些演出活动作为桂林话剧演出的先声，为此后桂林文化城及西南剧展等话剧活动奠定了良好基础。

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学活动也丰富多彩：

就我所在的师六班说，学的专业为文学，先后开设了陈望道的“中国文法” “修辞学”，祝秀侠的“中国诗歌史” “中国小说史”，马宗融的“西洋文学史”，陈致道的“现代小说选”，马哲民的“社会进化史”，廖芯光的“文学概论”，杨潮的“科学概论”等课程；可是同学中却出现着不同的学习趋向和阅读兴趣：一是兼读社会科学书籍（此为全校风尚）；二是兼读社会科学和文学书籍；三是以读文学书籍为主。授课的老师并不干预，学校也不检查。我与温致义、陈迩冬、李立民等同学属于后两者，并集结起来，在《桂林日报》辟一“文艺周刊”（由陈望道指导、陈迩冬主编），发表自己的作品。由于读书是自觉的，研究是自由的，又通过各种实践活动，同学们都获益不浅。（林志仪：《略记广西师专的学习和生活》）

从林志仪记叙可见，陈望道先生开设了“中国文法”“修辞学”两门语言学方面的课程，这正是陈先生的专长，有专著《修辞学发凡》和《中国文法研究》。因此这两门课程是具有前沿性、研究性的课程。

除了课堂教学，陈望道先生还组织文学研究会和指导学生进行创作实践，让二十岁出头的陈迩冬主编《桂林日报》的“文艺周刊”，给学生开辟习作发表园地，这些活动大大锻炼了学生的创作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陈迩冬此后成为著名的学者和诗人。陈望道还倡导广西师专创办《月牙》校刊，为校刊题名并绘制封面图案，此校刊出版了“反文言文专号”，也是师生发表戏剧、诗歌、小说作品以及

理论文章的园地。他亲自指导创办并命名“普罗米修士壁报”，利用壁报开展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等活动，与托派展开了激烈的论战。这些活动引导学生关注社会并学习相关理论知识，培养出一批走上革命道路的青年学子。同时也引起了新桂系的注意，成为合并学校的诱因。

陈望道先生在广西的两年间笔耕不辍，成果丰硕，表现出卓越学者的学养与勤奋。据统计有以下成果面世：

1935年，在《太白》发表《虚字的研究》《关于刘半农先生的所谓“混蛋字”》《接近口头语的方法》《论游记要分版发行》《语文之间通同之共轨》《保守文言的第三道策》《关于“缩脚语”的论争》等。

在《中学生》发表《关于修辞》，后收入《望道文辑》的《语言学和修辞学对于文学批评的关系》《说到测字摊》《关于理论家的任务速写》《读文法书》《恋爱的新生》《对于读经的意见》等文章。

1936年，《望道文辑》（祝秀侠、夏征农编）由读者书房出版。译著《伦理学底根本问题》由上海中华书局出版。

陈望道先生在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的教学与社会活动，是他到广西之后能充分发挥作用的一年，1936年便发生了极大的变化。

但无论是回忆文章还是陈先生的传记，都对师专的生活记载较为详尽，对并入广西大学后的事项语焉不详。陈振新《我的父亲陈望道》一文，甚至对广西这两年根本不提，只是说“一九三七年七月卢沟桥事变发生后，父亲辞去了广西大学中文系主任职务，回到上海参加地下党领导的上海文化界联谊会，继续从事抗日救国活动。”

其中似有隐情，需仔细爬梳史料，以窥究竟。

1936年6月1日，发生了著名的“六一事变”，两广联合，以逼迫蒋介石抗日为由通电全国，形势紧张。但蒋介石迅速分化广东实力，陈济棠很快下野逃港。新桂系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则积极备战，抗拒不从，最终经谈判及各方斡旋，9月蒋介石与李宗仁广州会面，两广事件妥协解决。

在此过程中，新桂系为稳定后方，既不遭舆论猛烈抨击，又能暗中把握辖区局势，1936年6月到1937年8月，在高等教育领域和高层内部进行了两个大动作：

在高等教育领域，于1936年6月实施高等教育整理方案，对广西大学和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等高等院校分别做出大调整。对广西大学施加多种手法，迫令德高望重的马君武校长辞职，由当时广西省主席黄旭初兼任校长，以控制大学，防止“左倾”。对已经“左倾”明显的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则采取撤销学校，并入广西大学的措施，并入后组建为广西大学文法学院，并从桂林迁往省会南宁，进入广西大学校本部。但广西大学校本部又于当年10月随省政府迁往桂林，文法学院随迁，与校本部仍入驻雁山原师专校舍。其间变故，可谓流离颠沛。

并校过程中，许多进步教师离职。陈此生到广西大学担任教务长，但环境逼人，他在广西大学任职极为短暂，于当年11月即离任。陈望道在新建立的文法学院仍担任文学系主任，施复亮任社会学系主任。

陈望道先生在广西大学文学系任职期间的工作状况，史料极少 。一方面，可能因为两度迁移，教学难以正常开展；另一方面，一直背负《共产党宣言》译者声名的他，已成为新桂系重点关注人物，在黄旭初兼任校长的学校环境中，他已难有作为。

新桂系在1937年实施的另一大措施，直接导致陈望道先生离开广西大学，这就是著名的王公度案件。以下根据史料，撮述此案始末。

王公度是广西永福县人。1920年在广西法专毕业后，在上海与李宗仁三弟李宗义结识，来往密切。1926年王公度、李宗义、韦永成等三人得到李宗仁资助，到莫斯科入中山大学留学。他回国后受李、白重用，先后任第四集团军总政训处处长、南宁军校政训处处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常务委员、广西省政府委员、广西党政研究所训育主任、童军训练所教育长等多个职务。1930年夏，李宗仁、白崇禧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青年团”，王公度任书记。此秘密组织1934年10月改称“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会”，王公度改任组织训练委员会主任。

可见当时王公度集组织、政工、军训、青训大权于一身，实际地位仅次于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俨然成为广西第四号人物。

王公度由于控制新桂系情报体系，蒋介石的特务系统必欲除之而后快，而新桂系内部对他或侧目而视，或怀疑他另有图谋。

1937年8月30日， 王公度被新桂系逮捕，9月2日，李宗仁召集“讨论党案”会议，已成立王案审判委员会 . 以李品仙为审判长，判十三人极刑。9月6日，李宗仁在总部省府联合纪念周宣布王公度破坏团体，争取政权之阴谋。9月14日下令枪决王公度、谢苍生、区渭文、韦干、陶保桓、崔真吾。其中陶保桓、崔真吾是中共党员，本与王公度无关，但也被一并处死。

此案内情隐秘，牵涉甚广，新桂系主政者均不加解释，甚至不愿提起。

程思远先生随李宗仁归国后，对这个扑朔迷离的要案进行了长期研究并进行深入分析，涉及广西大学和陈望道先生的有以下叙述：

1937年9月2日，黄旭初在日记中写道：“德邻（即李宗仁）召集余及李品仙、廖磊、夏威、潘宜之、邱昌渭、朱佛定讨论党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对西大教授思想不正确者彻底去之。

”对王案“决定作根本之肃清”这就意味要杀人了。广西大学进步教授所以没有如上文所述受到牵连，徐亮之在《李宗仁轶事》一文中作了详细的解释。文章说：“抗战初起，桂有王公度案，处死者并公度凡五人，皆党、政高级干部。一时谣诼蜂起，至谓广西大学教授陈望道、邓初民、施存统、马哲民、马宗融等皆公度党，……桂少壮派韦贽唐等至更主并案办理，一网打尽之。时余方受命助黄旭初主席勘理王案，力辟其妄。而旭初凝重，未能及时建言。余以迟且变为笑柄，虽宗仁方愠怒甚，亦辄贸然不顾言曰：望道等思想左倾，通国皆知；广西既远道延聘于前，岂宜为德不卒于后？夫公度乃由公而贵，亦唯广西子弟重之耳；岂复足为海内名士齿数？而谓望道等乃肯为之党？……愚谓此事切须慎重。混为一谈必贻笑柄，或且为广西无人，愿公三思……”后来李宗仁也认为“彻底去之”的办法不妥当，首先对陈望道等温言慰问，然后优礼厚币而遣之。望道等皆大欢喜而去。

但广西省政府终于9月4日作出决议将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文学系、社会学系停办，黄旭初说：“因此批教授思想多属左倾，停此两系则教授可辞也”。（程思远：《王公度案内幕》，载《文史春秋》1995年第4期）

从以上记载可知，当时陈望道先生等已处在极度危险之中，如按韦贽唐等人意见，陈望道、邓初民、施存统、马哲民、马宗融一众“左倾”教授都将被一网打尽，实在是危殆至甚。所幸李宗仁没有采用这一方案，而是听取徐亮之的谏言，以优礼厚币而遣之的方式礼送这些教授出境，陈望道等得以躲过这一劫。而广西大学刚建立的文学系、社会学系和学生们却没能如此幸运。

广西省政府十年建设编纂委员会编的《桂政纪实》第四篇第五章第三节第一目《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载：“二十五年八月，省立广西大学文法学院成立，设文学、社会学两系，乃将该校第三、四两届学生拨入肄业，又将该校附设之乡村师范部学生， 一并拨归西大乡村师范班续读。”

《桂政纪实》第四篇第五章第二节《广西大学》载：“九月，省政府令将文法学院之文学、社会学两系改为专修科，并提早结业。计社会学专修科，毕业者二十九人；文学专修科，毕业者六十人。”又载：“文法学院设文学、社会学［上列两系，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九月，奉省政府令改为专修科，并提早于是年结业］、法律学、政治学、经济学等五系。”

为此，1937年9月，陈望道先生离开广西，返回上海，投入新的斗争。

陈望道先生在广西工作时间仅仅两年，实际能施展的仅有一年时间，但成果丰硕，展现了真正的学者识见、斗士风采。

从上文列举的陈先生在广西的两项第一，以及卓有成效的斗争与启蒙可见，其大师风范与斗士风采名不虚传。尤为可敬的是教书育人的巨大成效：广西省立师范专科学校师六班，从入学伊始编为文学系，仅两年时间，陈先生率领教师团队教育出一批极为优秀的学生。他们中间产生了非常优秀的学者，如陈迩冬，在师专文学系读书期间即在陈望道先生指导下主编《桂林日报》的文艺周刊，在广西大学毕业后加入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曾主编多种杂志、副刊等，其创作成果丰硕，有短篇小说集《九纹龙》、新诗集《最初的失败》、历史剧《战台湾》、叙事诗《黑旗》、传记《李秀成传》等。闻一多先生将其诗作《空街》《猫》编入《现代诗选》。1949年即受聘为山西大学教授，1954年调入人民出版社担任二编室诗词组组长。所选注的《苏轼诗选》《苏轼词选》都获得学术界推崇，词选更是获得钱锺书先生赞誉。陈迩冬的诗词创作也有较大成就，编辑能力得到学术界公认，是当时全国“春夏秋冬”四大名编辑之一。此外，如林志仪也在广西大学和广西师范大学长期任教，成绩卓著。更多的学生走上了革命道路，在国难时期用鲜血与生命保卫祖国，为建立和建设新中国立下功勋。

前事悠悠，前修绸缪。在广西大学建校九十周年之际，撰作此文以爬梳考辨前辈之功、德、言，正为后学继承与发扬传统，力图更大发展。

撰写过程中一直挥之不去的思绪有：

其一，广西大学的首任校长马君武先生与中文系首任系主任陈望道先生，在合并院校时恰好擦肩而过。而令人遐想的是：这两位都曾留学日本，在把《共产党宣言》引进中国的过程中都做过贡献，都全心全意为国家民族重振复兴奉献才智的先生，如果能同时在西大任职任教，那么，西大又将是怎样的西大，中文系又将是怎样的中文系啊！但历史不容假设，这只能是永远的遗憾。

其二，前辈筚路蓝缕，不辞艰辛开创院系，教书育人，救国图强。在艰难时世有如此骄人成就，可谓典型在前。后辈如不思奋发，又如何能觍颜面对前辈，面对将来？开拓进取者当仿之效之，尸位素餐者当警之戒之！

（本篇节选于《广西大学九十周年校庆丛书——历史名人在西大》，出版社：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作者：黄南津）